朱光亚简历资料介绍
 
  朱光亚,1924年出生。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50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吉林大学物理学创始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入选“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中国科技众帅之帅”。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1年,任中国科协主席;1994年,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1996年5月,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1999年1月,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主任。他早期主要从事核物理、原子能技术方面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参与领导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组织领导了禁核试条件下中国核武器技术持续发展研究、军备控制研究及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为中国核科技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11年2月2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
 
  求学之路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在湖北宜昌出生。1935年,11岁的朱光亚考入汉口圣保罗中学。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同胞们救亡国存、团结抗日的热血激情影响了朱光亚的人生。为了躲避战乱,继续求学,14岁的朱光亚告别父母,来到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在日军狂轰滥炸之中,朱光亚的求学之路异常艰辛,如果正在上课时遇到防空警报,就必须“跑学”,以躲避日军轰炸。“跑学”的屈辱经历,也影响了朱光亚日后的人生选择。1941年9月,他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1942年夏,转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在此期间,他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员,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45年8月,他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当年物理系只选留朱光亚一人任助教。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这是前所未有的武器,它的威力震惊了整个世界。国民政府让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三位科学家推荐几名学生一起赴美考察、学习。曾昭抡选了唐敖庆、王瑞酰,华罗庚选了孙本旺,到美国后又选了徐贤修,吴大猷选中的是朱光亚、李政道。1946年8月,考察组到达美国后,得知美国有关原子弹的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考察组只好解散,人员各奔东西。朱光亚于1946年9月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从事实验核物理的学习和研究。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很快取得了前沿课题的优秀研究成果。朱光亚在留学生中威望极高,在他入学的第二年就被选为密歇根大学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还担任中西部地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会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留学生的领袖。
 
  呼吁留学生回国的公开信
 
  1949年秋,朱光亚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2月,朱光亚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坚决响应祖国的召唤,踏上归国的邮轮,成为当时第一批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海外游子。
 
  朱光亚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灾难深重的祖国,“强国梦”是他人生的理想。在担任密歇根大学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时,他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发留学生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祖国。
 
  为了动员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早在归国之前,朱光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联合了51名留美学生,联名(最后有53名留学生签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摘要如下:
 
  同学们:
 
  现在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们回国的声音。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祖国,一个以工人农人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浇灌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朱光亚沈瑶华筍祥麟……
 
  这封信表达了朱光亚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和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正是在朱光亚这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感召下,数以千计的海外学子,包括许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怀抱,为祖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朱光亚回国后,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为己任,党和国家把他安排在哪里,他就把自己的血汗洒在哪里,全身心地实践着“强国梦”。
 
  朝鲜战场立军功
 
  1950年4月,朱光亚担任北京大学副教授。1952年4月,朱光亚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翻译。他跨过鸭绿江,坐着敞篷卡车沿着崎岖山路,冒着枪林弹雨,经过两天一夜的奔波,到达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在地——朝鲜开城,参加艰苦激烈的板门店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朱光亚荣立三等功。
 
  参与领导创建吉林大学物理学科
 
  1952年12月,朱光亚从朝鲜战场回国,直接赶赴长春,参加创建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的前身)物理系的工作,担任教授、室主任、代系主任等职,为该校物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东北人民大学原是一所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1950年迁址长春,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大学改建为综合大学,暂设数学、物理、化学等八个系”。中央政府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连工学院等院校抽调余瑞璜、朱光亚、吴式枢等9位知名教授、副教授和3位讲师、12位助教,到东北人民大学创建物理系;教育部从大连工学院为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调入52名二、三年级学生,并招收111名新生。师生到校后,实验室、实验仪器、图书资料等一概没有,物理系筹建一切从零开始。学生报到后,首先是基础课教学。朱光亚到校后担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代系主任等职,与余瑞璜主任一起领导创建物理系。他制定了物理系的基础建设和发展规划,亲自起草拟定《物理系专业专门化设置意见》,修订各年级的教学计划,制定《物理系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工作十分细致,连教材、讲义付印计划也都是亲自起草上报。在承担大量的教学组织管理工作的同时,他先后为5个年级610多名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力学、热学、光学、原子物理等课程,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及研究生论文;有时要同时主讲两个年级的课程。1954—1955学年教师的教学工作量统计,朱光亚教授的教学工作量超额1155小时,是全校超额教学工作量最多的教师之一,受到学校的奖励。
 
  尽管朱光亚承担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他的工作井然有序,每项工作都是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在吉林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的《物理系全学年工作总结(1952—1953)》《物理系1952—1953学年度教学工作总结》《普通物理教研室1954—1955学年度第一学期考试工作总结》《关于培养青年教师工作的总结》《研究生学习情况汇报》等等,都是他亲自撰写签署上报的。在这些手稿中,没有一句空话、套话,体现了朱光亚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在校期间,朱光亚兼任了许多校内外的行政工作。他担任1954—1955学年第二学期校委会委员、民盟东北人大区分部副主委、吉林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长春市人大代表等职务。1955年2月经中共长春市委同意,东北人民大学党委报请高教部:“拟任命朱光亚教授兼副教务长”;5月20日高教部电报通知:“朱光亚教授另有任用,不再任东北人民大学副教务长之职”。
 
  朱光亚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与余瑞璜等教授领导创建的吉林大学物理系,经过短短的几年,便跻身于全国大学物理系的先进行列;他亲自教过的610名学生中就有3人(陈佳洱、宋家树、王世绩)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王明达)曾担任教育部副部长,5人(胡德宝、丁肇忠、辛厚文等)曾担任知名大学的校级领导。他的优秀品质和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学风,为吉林大学树立了优良的校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教学精益求精
 
  作为留美学习核物理专业的博士,朱光亚基础知识雄厚,讲授普通物理完全可以不花费时间和精力,但他对教学精益求精,不仅对教学大纲及采用的教材进行深入研究,还查阅国内有关著作、英美教材,分析对比各教材的优劣,对其中“不够正确”“编排不够好”的内容予以改正;他认真备课,精心设计每一节课;课前写好讲稿,讲稿上还有不少用红色笔标注的提示、要点和需要特别向学生交代的重点及注意的内容。
 
  根据现存的朱光亚的教学手稿,1953年他主讲力学课程时,从10月16日至12月31日,在短短的两个半月时间内,亲自主持召开了7次教材研究会,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朱光亚十分重视对物理概念的讲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课堂上经常举出生活中的实例或采用形象化演示实验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物理概念。他在讲稿中写道:“分清离心力与惯性离心力,实例有:车轮上的泥,伞上的水滴,火车轨道(弯道处)倾斜,离心节速器可以考虑表演给学生看。”他特别强调启发式教学,课堂上经常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
 
  朱光亚十分注意收集学生们对教学内容提出的问题,所以在讲课时对学生可能出现疑问的地方讲得十分清楚,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讲课思路明晰,条理性强,概念讲解透彻,板书工整,成为教师的楷模。他的学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回忆说:“课堂上,他往往采用启发式教学,经常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然后再告诉大家物理学大师是怎么解决的。……听朱老师的课,就是一种享受。”
 
  朱光亚不仅主讲大课,而且还亲自参与讲授习题课、辅导答疑、批改作业、平时测验、期末考试等各个教学环节。他给学生辅导答疑,时常到晚上11点多钟;他还印制了“答疑卡片”,学生可以把问题写在卡片上,由他做书面回答。中国地质大学张昌达教授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朱老师给他做的原子物理书面答疑卡片。朱光亚批改作业极其认真细致,对作业中计算步骤、文字符号、有效数字等存在的问题,都用红笔一一改正过来。
 
  在朱光亚忘我奉献精神的感染下,物理系的创业者们人人意气昂扬,为创建国内一流的物理系而奋发努力。
 
  朱光亚特别关心培养青年教师的成长。他要求辅导教师随学生听大课,每次讲授大课之后,他亲自讲授一个小班的习题课,给青年教师做示范;辅导教师讲授习题课之前,必须写出习题课的讲稿,他亲自审定,对讲稿加以补充、修改,提出讲授的建议。青年教师第一次给学生主讲大课之前必须试讲,他亲自把关。
 
  朱光亚关爱学生,注重教书育人。新生入学后,朱光亚细致地了解每位学生的情况,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编成温课小组,由教师帮助解答疑难问题。建系初期,为了加强对学生的学习指导,由教授担任各年级的学习导师,朱光亚先后担任过三年级和一年级的学习导师。他认真指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指导他们如何查阅参考书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他把对学生的培养教育融入教学过程之中,从不讲空泛的大道理;他十分关爱学生,和学生打成一片,经常在下午课后与学生一起进行体育锻炼,如打篮球、跳集体舞。
 
  朱光亚在吉林大学任职期间,充分展示出他卓越的教育才能,两年六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他对吉林大学物理学科的创建和后来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我国核科学技术总负责人
 
  1955年初,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5月,朱光亚被调回北京,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中,从此隐姓埋名,忘我工作,把全部的心血和智慧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学技术事业。他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从1959年7月起,年仅35岁的朱光亚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承担起我国核科学技术总负责人的重任。从此,他置身于发展核武器这一关乎祖国命运的伟大工程的最前沿,与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李敏等科学家一起,共同组织原子弹的研制攻关,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攻关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作为研制核武器的主要科学技术负责人,他承上启下,出谋划策,制定计划,组建队伍,组织协调,综合平衡,对研究方向的确定、技术路线的选择、试验方案的审核、科学技术力量的调度、工作进度的安排等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是公认的国家和军队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帅才。
 
  1962年9月,二机部提出争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即“两年规划”。为尽快组织实施,朱光亚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核爆炸试验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以塔爆方式进行,第二步再以空投方式进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于中央正确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仔细审阅了这份报告,并批示:“同意,很好。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经过研究所同志们的不懈努力和全国有关部门、单位的大力协助,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实现了“两年规划”的奋斗目标。
 
  在当时科学技术、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朱光亚这个领头人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更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辛劳。没有人知道,“从零开始”的事业是何等艰难;没有人了解,“孤军奋战”的滋味是何等苦涩。只有朱光亚和那批顽强拼搏的科学家们知道,他们度过了多少个不分昼夜的日子,翻阅了多少份残缺不全的资料,经历了多少次一筹莫展的低谷。
 
  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及其武器化等做出了重要贡献。1967年6月,他参与组织领导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竖起一座新的里程碑。1969年9月,他参与组织指挥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为取得地下核试验的第一手资料,朱光亚和程开甲一起,冒着塌方和放射性辐射的危险,亲自进入核爆炸后的坑道,实地观察爆炸后的情景。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十多年的顽强拼搏,到80年代,我国成功实现了将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为我国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我国铸造核盾牌的伟大工程中,核试验的每一次成功,都倾注着朱光亚的心血与汗水;核武器发展的每一次进步,都凝结着朱光亚的智慧和决心。我国仅用40多次核试验就达到了外国几百次乃至上千次试验才达到的技术水平,朱光亚功不可没。
 
  参与组织领导国防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工作
 
  1970年6月至2005年12月,朱光亚先后担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同时,他还参与组织领导国防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工作。80年代初,他组织和指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为和平开发利用核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召集人之一。他还担任国务院高技术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参与组织领导了国家“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参与指导载人航天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他组织领导了新时期历次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组织拟制了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并组织领导了核武器技术发展研究、军备控制研究,对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发展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湾战争爆发后,朱光亚立即组织对战争情况进行跟踪分析,积极探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为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他在武器装备预先研究、重大基础研究、信息化武器装备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指导性意见,促进了我军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科学发展。
 
  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呕心沥血
 
  1986年6月起,朱光亚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主席,1996年5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他积极践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主持修改中国科协章程,倡导并推动科协成为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力量;注重发挥各级科协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广泛团结、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而奋斗;坚持科协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强调把科协建成科学技术工作者之家,为进一步确立科协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积极推动恢复中国科协作为全国政协组成单位,并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中呼吁全社会尊重科学、维护科学尊严,在科学界和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
 
  面对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朱光亚敏锐地感受到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常说,我国的科学技术要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性的高技术人才。他在多种场合呼吁要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建立起适应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营造出人才迅速成长的良好环境,为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在担任中国科协主席期间,他创办了青年学术年会和青年科学家论坛,使一批青年科学技术骨干得到了展示才华的机会;在一些较高层次的科学技术专家座谈会上,他总要吸收青年专家参加,给他们畅所欲言的机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创建中国工程院
 
  在1994年6月举行的中国工程院成立暨首届院士大会上,朱光亚以全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
 
  中国工程院成立之初的办公条件十分艰苦,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后来在军事博物馆的后楼租了一层房子,这才挂出了“中国工程院”的牌子。当时没有食堂,朱光亚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吃盒饭。北京的冬天很冷,饭菜送到时已经凉了,他二话不说照样和大家一块吃,吃完饭又继续工作。那时,工程院人手少,任务重,在朱光亚的带领下,大家经常加班,有时还要工作到深夜,但谁也没有怨言。
 
  朱光亚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四年,是工程院增选院士次数最频繁、发展最快的四年。这四年,中国工程院在他的主持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和规范的增选制度、原则以及实施办法,保证了增选工作的顺利、健康发展。
 
  朱光亚主持中国工程院工作时特别是注重学风道德建设。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长的第一天,朱光亚向全体院士发表就职讲话时说,我们作为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要在整个科学技术界发扬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树立起高尚的职业道德。在历年增选院士的评审会议上,朱光亚都特别强调学风道德问题,他说:“院士应该具有良好的学风道德,使得中国工程院这个集体,真正成为全国工程技术界的榜样。”
 
  朱光亚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为我国工程科学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殚精竭虑,贡献了聪明才智。
 
  朱光亚的吉大情怀
 
  1955年5月的一天,正在给吉林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上课的朱光亚接到赴京的通知。5月16日,钱三强传达了中央关于设立“物理研究室”,培养原子核物理专门人才,以及进行一定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意图;决定在物理研究所先成立一个“六组”,由胡济民、朱光亚、虞福春3人进行筹备,胡济民任主任,朱光亚任副主任。后来根据高教部“决定在北京大学设立物理研究室”“从各校物理系三年级选拔100名学生,于当年暑假后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进行培养”的通知,朱光亚首先把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物理系青年教师陈佳洱调入“物理研究室”,协助选拔7所大学物理系的三年级学生进行培养。
 
  研制核武器任务绝对机密,所以朱光亚调回北京之后音信全无,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1960年3月,朱光亚被任命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协助钱三强副部长和李觉所长制定规划,筹备设施,组建机构,调集人员。在他的建议下,一批优秀的科技专家和骨干调入二机部,建立起一支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大军,调入的人员包括他的学生、吉林大学物理系金属物理教研室副主任宋家树。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搞原子弹。
 
  1985年,吉林大学物理系金属物理专业与相关专业组成材料科学研究所,1987年4月成立材料科学系(现吉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1995年5月2日,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热烈祝贺吉林大学材料科学学科建立十周年,题词“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大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聘请朱光亚为名誉教授。
 
  1996年9月,身兼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要职的朱光亚,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专程到曾经挥洒血汗,“浇灌出灿烂的花朵”的吉林大学,参加建校50周年庆祝活动。在庆祝大会上,他发表了情深意切的讲话。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科学报告会上做学术报告。他参观了当年亲自参加创建的物理系实验室,参观了夫人许慧君教授当年亲自参加创建的化学系实验室,看望了当年筚路蓝缕领导创建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余瑞璜教授,与仍在吉林大学和长春工作的、他教过的学生合影留念。
 
  2002年8月,庆祝吉林大学物理学科创建50周年之际,朱光亚给吉林大学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朱光亚与吉大物理》《朱光亚与吉林大学》两篇文章,以纪念吉林大学物理学科创建50周年。
 
  2009年12月25日,在朱光亚85寿诞之际,吉林大学党委书记陈德文、校长展涛到解放军301医院看望了朱老,并将《朱光亚教授在吉林大学》画册作为生日礼物敬献给朱老。随同前往的有朱老的学生、物理系54届毕业生、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及夫人周维金,宋家树院士及夫人王佩璇,56届毕业生、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明达,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邹广田院士,物理学院院长崔田、院党委书记张涛等。朱老见到吉林大学的领导和他的学生很高兴,开心地笑了。陈德文书记、展涛校长一行还到朱老家中看望了吉林大学化学系创始人之一、朱老的夫人许慧君教授。物理学院77级毕业生、朱老之子朱明俊自始至终陪同陈书记、展校长一行。物理学院举办了《吉大物理学科创始人之一朱光亚图文展》。
 
  老一辈科学家的杰出代表
 
  朱光亚无论是在教学科研第一线,还是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始终不改其学者本色。核试验场区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他不在乎这些,几乎每次重要试验都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对现场发生的问题,他都要组织专家认真分析,通过模拟试验,弄清原因,制定措施,直到问题完全解决。由他起草或修改过的文件,总是用简明而通俗的语言,把复杂的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而且概念准确、逻辑严密,行文字斟句酌,一个数据、一个术语,乃至一个外文字母、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做到准确无误,这体现了他深入实际、求真务实、精益求精、严谨缜密、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治学态度,在科技界和教育界有口皆碑。朱光亚是老一辈科学家才识与品行双馨的杰出代表。他学术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尊重科技工作者的首创精神,有很强的感召力,在我国科技界享有极高的威望,深受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称赞他有“立德立功”的优良品德。
 
  1985年和1988年,朱光亚两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6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4年12月25日,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在“朱光亚星”的命名仪式上,他说:“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我很不敢当……所有的一切荣誉都是集体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员,是一个代表。我忘不了信任和关心我的党组织,忘不了支持和帮助我的老领导以及同舟共济的同事们。”
 
  朱光亚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生活俭朴,不计较个人得失,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一名科学家的高风亮节。每当人们提到他在中国原子能事业上的成就时,他总是说:“这些重大成就,是许多同志共同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1999年,在总装备部举行的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专家授奖大会上,他在发言中诚恳地表示:“我只是这一伟大集体中的一员。”在应邀撰写的《自力更生,铸起核盾》一文中,他花了大量笔墨,悉数列举了其他科学家和普通科研人员所做出的贡献,却只字未提自己。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国防科学技术科学家传记丛书”,他是必写科学家之一,报请他审批时,他把自己的名字画掉了。有关国防科学技术回忆史料的文献中,都有他撰写的文章,但他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只谈别人和集体,不谈自己。朱光亚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他特别强调了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何泽慧、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龙文光等科学技术专家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1996年,他将所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币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励基金会,用以奖励在工程技术领域做出成就的优秀青年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还嘱咐知情人不要对外宣传。1997年,他又把自己多年积存的45万元稿费全部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用以发展国家科学技术。对待事业,他慷慨大度,对待生活,却十分简朴。身边的同志经常可以看到他身穿一件褪了色的旧布军衣;他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做学术报告或出访收到的礼品,一律交公,家人有急事用了他的专车,他都是通过秘书付费。他朴实的生活作风,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同志。
 
  1994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大会上,朱光亚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他说:“过奖了。要说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爱因斯坦曾说过一句话,“很多人认为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成就是靠他的才智,他们错了,是人格。”朱光亚人格力量的核心是爱国。他对党、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朱光亚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原则,维护大局,光明磊落,高风亮节。
 
  朱光亚被评选为“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评委会给朱光亚的颁奖词是:“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却是新中国的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的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
 
  推选委员陈章良这样评价朱光亚:纵览全局,心怀祖国,中国核事业的领航人,保卫的是家,捍卫的是尊严,显示的是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
 
  推选委员阎肃说:肃然起敬,卓越功勋,他代表的群英,使我们的民族——自强不息!自信!自立!自尊!

来源: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朱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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