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简介
孙武（约前545年—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今山东广饶）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他是兵法家孙膑的先祖。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13篇，被重用为将。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破楚国军队，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孙武的军事思想
战争观
孙武十分重视战争问题的研究，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而主张对待战争必须“慎之”、“警之”，提倡“安国全军之道”(《孙子·火攻》)。“慎”,是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告诫“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警”，则是要加强战备，增强实力，要求“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九变》)。为了探求预知胜负的途径，孙武正确地阐述了战争胜利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因素及相互的辩证关系。他将客观因素概括为道、天、地、将、法“五事”，居“五事”之首的“道”既指修明政治(“修道而保法”)，也包括争取民心(“上下同欲”)和振奋士气(“并气积力”)。他高度重视政治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触及到了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吴楚之战时，孙武以“民劳，未可，且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劝阻吴王暂缓攻楚,更进一步表明他意识到爱惜民力、争取民心的重要意义。他也十分看重军事力量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孙子·九地》)。他论述军事实力，注意到了经济因素，提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孙子·形》)，从土地、物产、兵源推算出军事力量的强弱。据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载，他预测晋国六卿政治命运，也是通过对六卿实行的亩制大小、税率轻重、养兵多少作出判断的。他用“形”表示客观存在的军事实力，“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形象地说明了其内涵和作用。他还充分肯定了主观能力的发挥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计》)即通过主观努力，能动地创造和运用有利的态势。
战略思想
孙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从而提出了不以直接交战的方式达成政治目的的“全胜”战略。他称不战而胜为“全”，战而胜之为“破”。主张对于国、军、旅、卒、伍，“全”为上，“破”次之。为达全胜目的，在战略谋划上要胜敌一筹，“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孙子·计》)；在力量对比上要处于优势，“胜兵若以镒称铢”；在战争准备上要周到细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孙子·形》)；在实行方式上则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谋攻》)。总之，要求达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谋攻》)。
作战指导思想在作战指导上，孙武主张积极进攻。在实施战略进攻时，要秘密决策，“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隐蔽准备，“形人而我无形”(《孙子·虚实》)；突然袭击，“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孙子·九地》)，“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同前)；打敌要害，“先其所爱，微与之期”(同前)；大胆深入,“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同前)；速战速决，“兵贵胜,不贵久”(《孙子·作战》)。在进攻作战中，孙武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是基于对当时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和后勤供应的分析作出的抉择。因为“相守数年”的战争，“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孙子·用间》),“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一旦“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孙子·作战》)。又因为在后方供应上，“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因而要求“因粮于敌”(同前)。孙武强调进攻，但也不忽略防御，认为“不可胜者，守也”，要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以求“自保而全胜”(《孙子·形》)。如果兵处劣势,还应“逃之”、“避之”，以保存军力。
对于作战谋划，强调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形》)，要看到地有“六形”，法有“九变”，谍有“五间”、将有“五危”、“六过”等。作战指挥,强调争取主动权,要明利害、识众寡、辨分合、察虚实、善专分。战术运用，要示形惑敌，奇正多变，因敌制胜。
治军思想
孙武的治军指导思想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孙子·行军》)。“文”指厚赏、爱卒，“武”指重罚、严刑，二者相辅相成，“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同前)。对士卒平时要严格训练，严明纪律，战时才能步调一致，服从命令。因此，他主张“令素行以教其民”。他还注重将帅的选拔和任用，认为将帅是“生民之司命”，提出了“智、信、仁、勇、严”五条德才标准。
孙武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上的。他强调“知彼知己”，以庙算“七孰”进行对比分析，讲求“战道”，探索战争规律，要从弱强乱治的矛盾中看到向其对立面的转化，等等，这些都是具有思辨特征的哲学思考。孙武通过战争事物中对立范畴(敌我、攻守、全破等)的认识，揭示出它们之间的生克消长关系，从而衍生出对各种作战方式的描述，推动了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孙武的军事思想揭示了军事领域中一些带普遍性的规律，对指导军事实践产生了重要作用。在现代战争中，他所揭示的某些规律仍有其生命力，其中很多原则还被移用到经营管理、体育竞赛等社会生活领域，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政治家、军事家、学者的重视，是世界公认居于鼻祖地位的优秀军事理论遗产。
孙武的领导管理思想
（一）兵家者流，用智为先
所谓“智”，是指智谋、知识和才能。孙子明确地把“智”放在“五德”之首，体现出“孙武尚智”的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多次论及“智”的重要性。《地形篇》曰：“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九变篇》曰：“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孙子认为将者要认真研究，善于思考，通晓用兵的方法。在作战时要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指挥作战。
（二）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
《十一家注孙子·杜牧》曰：“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意即赏罚有信，唯有如此，才能令行禁止。“信”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孙子讲的“信”主要有两方面内容：取信于人与施信于人。英国管理学家罗杰·福尔克说过：“世界上最容易损害一个经理威信的，莫过于被人发现在进行欺骗”。
取信于人表现在：其一，对内要做到“号令一也”。领导者要在下属中取得威望，有效地行使指挥和控制职能，就必须对下属讲求信用，以树立威信。要做到赏罚有信，赏罚分明，合理合法，公正无私。其二，对外要以“信”为本，要“重合同、守信用”。“信”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体现在要施信于人。即要任人以信，就是要在用人方面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要充分相信下属，以使人尽其才。领导者面对的繁多事务，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上级对下属的信任就显得尤为重要。信任是上级用以调动下级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一把钥匙。信任度越大，下属的主动性也就越大。只有充分施信于下属，授权于下属，下属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干，领知遇之情，效报答之力，努力把工作做好。
（三）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
《孙子·地形篇》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古代魏将吴起治兵，对士卒施行仁德，正因为他能够“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所以士卒愿为之拼死作战，连战连捷，所向无敌。“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也正是因为岳飞的以仁治军，使岳家军上下同心，连胜金兵。孙子认为对待下属需以仁相待，尊重下属人格，关心下属疾苦，与属下同甘苦共患难，只有这样才能“上下同欲”以得人心，全体才会齐心拼搏，共同进步。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上下齐心，克敌制胜。
（四）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
杜牧曰：“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王皙曰：“徇义不惧，能果毅也。”所谓“勇”，是指将帅应具备的勇敢果断的品格。对于一个合格的将帅而言，既要有谋，也要有勇。《十一家注孙子·杜牧》中引用吴起的话说：“凡人之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勇者心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将也。”勇与智应统一起来，取得“智”的支持。有勇无谋是冒失，有谋无勇是腐儒。领导者应决策果断。在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要敢于决断，敢于负责，以赢得战争的主动权。切不可犹犹豫豫，坐失良机。但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勇”并不意味着鲁莽，这里的“勇”应是有智谋条件下的“勇”。其二，是领导者应具备的开拓、创新精神，战争是残酷的，必将有胜有负。只有具备开拓、创新精神才能不断向前。而创新就必然会有风险，因此领导者还必须勇于承担风险，敢于向风险挑战，勿错良机。
（五）严者，以威严肃三军也
孙子在《地形篇》中指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冶，臂如骄子，不可用也。”军队作战，需要严明的纪律作为保证，严明军纪，严明法令，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是没有战斗力的。“严”是保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只有“严”，才可以“服强齐众”；只有“严”，才可以统一全军行动和意志。经营企业也如同治军，也需要突出一个“严”字，只有用众以威，责吏从严，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才能保证企业在竞争中取胜。严治企业必须做到公正无私，切忌徇私舞弊；要坚持纪律而前人人平等，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切不可朝令夕改，也不可搞下不为例。另外，“严”不仅仅针对下属，企业家对自己更要从严要求，树立榜样。曹操“割发代首”以明军令，诸葛亮因错用马谡失街亭要地而引咎自责，贬官三等，都是古代将军严以律己的典型例子，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从严治企业的严肃性，取得良好效果。
孙武的人才管理思想
(一)择人务要
“择人任势”、“择人任时”，择人是很有学问的。用人要知人。人才要从四方面去获知：德、才、能、资。关于德、才，孙子说“将”要具备“智信仁勇严”素质，这主要说的是就是德与才问题；能，能力，例如创新能力；资，资历，人的自然情况，包括学历、履历等。我们尽量要找上述四方面素质较好的人而用。但是，千万求全责备了，其中，资是参考的因素。看人才切忌主观随意性，戴有色眼镜看人，看不清真人才。更不要有成见得看人，要防止“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样的事发生。人才的表现，有时受诸多因素影响，使人才表现扭曲，为此，看人才要全面，不能一时一事论英雄。
（二）用人之长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择人要讲德才，要扬才而用。责任不按德才标准不行，过分苛刻、求全责备也不行。天地无全攻，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根据被用者的德于其才之所长，把他放置到与其相适应的岗位上去，给予责，授予权，以充分发挥其智慧和能力。
一个人“全”是没有的，“长”是有的，任何人都会有，用人就要用其特长处。《十一家注孙子》中张预说：“任人之法，使贪、使愚、使勇，个任自然之势。不责人之所不能，故随材大小，择而任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刻。人才有高下之分，不能强其所不能，不能求全与他人。让一般的士兵去指挥全局战争不好，让将军扛炮弹也不行。用高射炮轰蚊子是浪费人才，用鸡蛋去砸石头，也不是正确的用人之举。用人要用取所长，抑其短处。扬长避短，扬长补短。使干部的专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其不足在扬长中克服。用人不求全，人才总是会有缺点的，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我们在用人时也必须善待被用者的优点、缺点，看其主流，不要被对方的某些缺点蒙了眼。
（三）将能君不御
“将能而军不御者胜”（谋攻篇）将领精通军事、精于权变的做君主的不要干预将的行动，以保证将的才能能得到充分发挥。孙武提出的“君不御将”的思想，反映的一个相宜授权的问题，体现的是一种授权的艺术。授权是指上级给予下属一定的权力和责任，使其在一定监督之下，处理问题有相当的自主权。领导层次愈高，自由的幅度就愈宽，酌情处理问题的余地就愈大，可能采取的授权的范围也愈宽广，就更要讲究授权的艺术。第一，因事择人，视能授权。孙武指出了“君不御”的前提是“将能”。领导授权要视其“能”，就是看他是否有完成任务方面的专长和能力。授权不是提升职务，所以不必作全面考察，但必须根据具体任务的性质和特殊要求去选择能够独立胜任的人。只有择人恰当，知人善任，授权才能收到好的效果。第二，明确权责，适度授权。“君不御将”并非说“君”在任何事上都“不御将”，而是分清自己的职责，不去插手“将”工作范围内的事。对被授权的人要讲清所授予的权力和责任范围，讲清执行该项任务要达到的具体目标，让被授权人摸清领导的意图。同时，授权不是将自己的领导权力全部授给某人，而是将有关事项适当授予若干适合被授权的人。授权不能“越位”，不属于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不能授权。第三，用人不疑，勿妄干涉。“不御”，就是授权后领导者不能乱加干涉，让被授权人有被信任感、安全感、责任感和认同感，从而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用而又疑，特别是在“君不知”的情况下盲目“御将”，搞瞎指挥，“将”就会提心吊胆，无所适从，“三军”就会“既惑且疑”，自乱阵脚。第四，授权留责，监督控制。“君不御将”并不等于完全听之任之，不闻不问，推卸责任。授权以后基本职责还在领导者肩上，出了问题，领导者应勇于承担责任，这样下属才会乐意接受授权，并在接受授权后大胆地工作。但“放手”不等于“撒手”，“不疑”不等于“不管”，领导者仍需运用必要的监控手段，以避免偏离目标方向或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君不御将”的授权艺术，是领导者的分身术和成事术，对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培养锻炼下属干部，更好地完成群体目标，都有很大的作用。这对于现代的领导者，尤其是自以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领导者来说，是避免成为“事务主义者”的好方法和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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