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期间，张秀红到淄博寻亲，淄博站的吉祥物“淄淄哥”帮她扩散寻女信息。
20年前的今天，2岁8个月大的男孩姚一飞被人抢走。从此，“寻儿姚一飞”成了他的母亲唯一的“工作”，也成了她所有社交账号的名称。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她拒绝用自己的名字示人，坚持说“一飞妈妈”才是她唯一的身份。
姚丽已经失踪15年。作为姚丽的母亲，这15年来，张秀红不仅要承受失去女儿的痛苦、寻找女儿的艰难，还要承受丈夫姚福吉的埋怨，甚至打骂。
报警、张贴寻人启事、诉诸媒体、求神拜佛、参加寻亲大会，去闹市摆摊挂牌，到社交媒体发视频做直播……为了找回自己的孩子，这两位母亲穷尽所能，但她们的孩子依旧杳无音信。
这一次，她们随着网络流量的指引来到了淄博。在热闹欢腾的“赶烤”人潮中，她们摆摊，直播，苦苦寻找自己的孩子。
两个家庭
关于孩子丢失的故事，一飞妈妈像祥林嫂一样一遍遍地复述，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2003年，赶上非典暴发，一飞不到三岁。彼时，一家人住在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新建村，一天晚上七点多，一飞在妈妈身边玩了一会儿，便出了平房门。一把小油菜，妈妈在洗第二遍水时，突然听到孩子的哭喊声，赶紧追了出去。但什么都已经看不见了，前后大概也就三分钟。
后来，有两位目击者说，他们看见一男一女强行把孩子抱上了一辆面包车。
报警的同时，家长迅速发动亲友一起在家附近打着手电筒四处寻找，但找了一宿，什么也没找到。
姚一飞失踪前，和爸妈以及姐姐在天安门广场前的合影。
他们到处找，到处张贴寻人启事，但15天后，4月30日，北京开始“封城”，寻子计划被迫暂停。一飞妈妈原本就身患生殖系统疾病，面对失去儿子的悲痛，她再也扛不住了，被送进了医院。
此后，就是一刻从未停歇的寻找，一找就是二十年。
而姚丽一家的故事，则是另外的一个版本。故事的起点是2008年4月19日，那一天，14岁的姚丽和往常一样去上学，却再也没有回家。
女儿走丢后，原本老实巴交的父亲姚福吉开始变得暴躁敏感。他思女成疾，再没做过任何工作。整日里除了找女儿，就是瘫睡在家里，或是和妻子干架。
张秀红记得，女儿失踪2天后，姚福吉埋怨妻子没有把孩子看护好，动手打了她，打得满口是血。从此，这个家开始充斥着争吵和暴力。
“女强人，你把女儿弄丢了，我也活不下去了。”“女强人，你为什么那么狠心？自己的女儿都不管……”丈夫发来这些短信，张秀红一条条抄了下来，抄了厚厚的一大本。失去女儿的痛，连同对丈夫的复杂情感，一直伴随着她这15年。
2018年初，张秀红在打工的厂子里发现，身边的年轻人都在玩短视频。发个短视频，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看到了。于是，她也去注册了个账号，发布寻亲视频。
姚丽走失前，和妈妈张秀红最后一张合影。
张秀红用短视频两年后，逐渐熟练了，几乎每天都要发有关女儿的视频。2020年，“山西寻子哥”刘利勤通过网络直播找到了被拐十年的儿子，这激励着张秀红夫妇俩。他们特地去了刘利勤家，想“沾点喜气”，回来后也开始琢磨着通过直播扩大声量，寻找女儿。
夫妻俩决定轮流上阵，每天播两场：白天张秀红上班，姚福吉直播；张秀红晚上下班后，接过手机继续直播。
2021年1月6日，张秀红和姚福吉又一次因为寻找女儿的事情争执了起来。姚福吉说，要开着贴满寻人海报的三轮车，带着张秀红全国巡游，直播寻女。张秀红觉得这不现实，“两个人都不工作，全国跑？吃啥喝啥？”她主张自己继续在电子厂打工养家，丈夫在家直播寻女，周末及节假日，夫妻俩再一起去外地寻找女儿。
这次争执的结果是，姚福吉把张秀红打得鼻青脸肿，并冲向厨房去拿刀。张秀红彻底寒了心，当天就辞了工作，离开了打工多年的北京。
分开的近三年里，张秀红和丈夫断了一切联系，但两人都没有停止寻找女儿。有时，两人会在网络直播间遇到，互不理睬。2021年3月初，张秀红去“拉面哥”家门前蹭流量直播寻找女儿，听说丈夫姚福吉也要来，她立马撤离了现场。
寻女十五年，张秀红和丈夫姚福吉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寻人启事。
那年7月，电影《失孤》原型人物郭刚堂寻亲成功，姚福吉从北京骑着电动三轮车出现在郭刚堂家门口，直播寻女引发关注，并以一句“我就是来蹭热度的”冲上热搜，被网友称为“最暖心的蹭热度”。
到了2022年7月，姚福吉闯进张秀红的直播间，连麦求她回到自己身边，跟自己一起寻找女儿。最终，张秀红在亲友乃至广大网友的劝说下，决定回北京，与姚福吉复合。
这些年，很多人问她为什么不离婚？“孩子爸爸虽然对我不好，但我们寻找女儿的决心是一致的，一起找，相互能有个照应。另外，我希望有一天姚丽回来，能看到爸爸妈妈都还在，这个小窝还在，家还是完整的。”张秀红说。
2020年，“山西寻子哥”刘利勤在直播间寻子成功后，张秀红也开始学着直播寻女，希望找到自己的女儿姚丽。
去淄博，蹭流量！
和其他寻亲家长一样，一飞妈妈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扩散信息上——怎样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她的求助信息，怎样才能让潜在的知情人提供线索，都让她煞费苦心。
她穿上印有寻人启事的衣服，走上闹市街头；参加“寻亲大会”、展销会、糖酒会，去人多的地方摆摊挂牌寻亲；她还强迫自己学会用各种社交媒体，从QQ、微博，论坛、贴吧，再到近几年的短视频平台，“哪儿人多去哪儿，哪儿有流量去哪儿。”
于是，近期因为烧烤爆红成为顶流的淄博，就成为了寻亲父母锚定的目的地。
五一假期，在热闹的人流涌向淄博的时候，一飞妈妈带上一床小被子，也赶往淄博。
带个被子是每次出去寻亲的标配。为了省钱，一飞妈妈经常露宿街头，“桥下、路边、地下通道……我都住过，只要不被撵走，我都能将就着睡一晚。”
但这次在淄博，她的小被子没派上用场。一位善心人士听说了这些寻亲家长的事情，就把自己刚装修好准备用来开民宿的大三居，免费提供给他们住宿。
五一期间，“一飞妈妈”在淄博的人海里，举牌扩散寻子信息。
姚丽妈妈张秀红也来淄博了。4月26日一早，张秀红坐上了老公的三轮车，骑行两天来到了淄博，打算白天摆摊直播，夜里睡在三轮“房车”里。不过，那天夜里一到淄博，他们也被安排住进了善心人士的房子里。
每天早上5点，寻亲家长们便早早起床，赶到八大局菜市场，开始拉横幅摆摊，坐在小马扎上直播寻亲。晚上八九点，他们再从八大局赶到牧羊村，直播到半夜。
直播中，实在太困了，有的人就直接倒地上睡会儿。疲惫焦虑之中，他们也感受到了人们的关爱——有爱心人士给他们送来一日三餐，有水厂给他们送矿泉水，水厂还将寻人启事印在了水瓶上。降温了，有市民给他们送来羽绒服和被子，也有市民陪着他们直播，帮他们扩散寻亲信息，“鸭头小哥”等淄博网红则在直播间主动帮他们传播寻亲信息……
网红城市的善意给了她们意外的温暖。“这么多年，为了找孩子去过那么多地方，淄博是最让我们感动的地方。”
“还是好人多。”两位妈妈异口同声说。
5月10日，张秀红坐着丈夫的三轮车从淄博寻亲回京。这辆贴有女儿信息的三轮车，既是他们的交通工具，有时也是他们的“宾馆”。
“母亲节，我不配”
“孩子还没找回来，我不配过这个节日。”在母亲节的前两天，一飞妈妈接受《中国慈善家》的采访，她这样对记者说。
她总是说，孩子被抢走是她没有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她为此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为此愧疚自责，认为自己“不配做母亲”。
她总是在内心不断地责问自己：“同样是父母，为什么别人就能把孩子看好，我就把孩子弄丢了？”
“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父亲。”电影《失孤》里，寻亲父亲原型郭刚堂的这句话，让一飞妈妈深有同感。她不敢停下来，只要稍有闲暇，她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努力。寻子20年，她患上了严重的睡眠障碍，“每天晚上深度睡眠顶多两小时”。
这几乎是所有寻亲家长的通病，姚丽妈妈张秀红也说，自己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只睡一两小时，醒来就胡思乱想：“姚丽到底在哪儿？”“她14岁走丢的，是个大孩子了，和小孩子不一样。会不会被卖到山区给哪个老光棍当媳妇了？或者被卖到哪个娱乐场所去了……”“她过得好不好？有没有被锁住被拴住，被打……”越想越乱，越想越睡不着……
2022年7月，“一飞妈妈”去福建泉州参加寻亲活动，与其他寻亲家长合影。
每一次将自己暴露在大众面前，她们的内心都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希望”，而另一方面，又实在不愿意一遍一遍地揭开自己的伤疤，更不愿意“传递负能量”。一飞妈妈甚至担心自己的“负能量”会影响年轻人的婚恋观，“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生小孩，我怕他们看到我们这些寻亲家长的遭遇后，吓得更不愿意生小孩了。”
她们都害怕过节。姚丽妈妈说，每年孩子的生日、孩子出事的日子，过年、中秋、端午，儿童节、妇女节、母亲节……所有这些日子，都是她最难熬的日子。“我几乎都是躲家里，蒙着被，哭着过的。”她说，“哪天找到孩子了，哪天就是母亲节，就是我们的节日。”
5月2日，在淄博直播的时候，张秀红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妈妈，我过得很好。”她立即把电话打过去了，电话那头，一片杂音。“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她问，对方说了句：“能听到”，便挂断了。再打，就没人接了；加微信，对方没通过。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希望和失望交织着她的日常。张秀红寻思着，再过半年，姚丽就30岁了。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女儿可能已经成家生子，而自己已经做姥姥了。
在寻亲家长的内心，都有这样的一个平行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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